悲情城市

《悲情城市》(A City of Sadness),1989年在台發行,透過侯孝賢導演當時已臻成熟的敍事風格及長鏡頭美學,反映台灣自光復後民眾介於日治/國民政府接管、本省/外省衝突的社會現象,直接觸及台灣政治史上高度敏感的「二二八事件」議題。直接挑戰當時台灣社會最禁忌諱暗話題,電影海報子標題──「今年最熱門的話題,最受爭議的電影。」毫不迴避點出電影意欲闡示的觀點與精神,引發各界人士與媒體高度關注,該片在台灣映演前先行入圍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片,並一舉抱回最佳影片金獅獎殊榮,成為首部於世界三大影展獲首獎的台灣電影,業界人士直言,國際影展大獎光芒護身,據信是該片未遭禁演及刪剪主因。

 

「電影」對於侯孝賢而言,或許是最忠實而上手的記錄工具與媒材,從《風櫃來的人》、《就是溜溜的她》,一路以來他努力記錄台灣某階段、某狀況下的生活層面,這記述的企圖更在《悲情城市》中明顯展露。四0年代的台灣,面對擺脫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統治、國民政府接管的交接點,對台灣未來具有決定性影響。侯孝賢透過鏡頭敍事,客觀中滲透同情,表現的態度審慎卻從不掩蓋清晰觀點。《悲》片不啻是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。過去自傳式、童稚或慘綠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,已然飛越內向世界,明顯地外化為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沉思。侯孝賢透過鏡頭說故事,安靜細膩,收起外放控訴式地檢討歷史,沉靜喑啞中,宛如洶湧浪濤般陣陣襲來,帶來抑制不住的歷史悲慟。

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政權,九份林家四兄弟,老大文雄(陳松勇飾)繼承父業,老二文龍被日本徵調到南洋打仗一去不返,沓無音訊,老三文良(高捷飾)從南洋回來卻發瘋,老四文清(梁朝偉飾)因耳聾不必當兵以攝影為業。台灣光復後,台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中國政權抱有美麗想像,但以陳儀為首的台灣政府在政策失當及貪汙舞弊下造成物價飆漲、民心浮動,1947年2月27日警察因查緝私煙而打死一婦人,28日爆發二二八事件,本省外省族群互相廝殺,政府並對本省精英一路抓一路殺,文清和友人寬榮亦受牽連,文清被捕入獄,後雖放回,但其他朋友卻被殺。文清與寬榮妹寬美結婚,育有一子,並暗中資助寬榮的地下組織,不料仍被發現,文清被捕,文良病勢加重,文雄亦在與上海人的衝突中被射殺,整個城市似乎悲情不止。

《悲情城市》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,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,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,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,這當中無可迴避地觸及二二八事件。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,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。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,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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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中的主角,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--女人與聾子來擔任。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、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,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,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,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,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,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,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、牽連,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,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,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。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,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。

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,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,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,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:「我是台灣人。」,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,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「我是台灣人」──那個眾人欺、眾人騎、無人疼的台灣人。就以男主角文清而言,他所代表的意涵,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、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。

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,例如:文清的攝影、文雄的咆嘯、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、陳儀的廣播。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、政治的批判,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,不管是對病人、哥哥、文清,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,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:被迫不語(小時發生意外)、被迫發言(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)、悲情、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。寬美的角色似是一種救贖的象徵,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、動盪的年代,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。 

當時政府在統御上,沿襲大陸時期官商勾結體制,為維護特定族群利益,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,以殖民者自居,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,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,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。臺灣是無根之城,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,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。他們同病,卻並不相憐,二二八起義也好,運動也罷,只看到互相殺戮: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,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,以眼還眼、以血還血。遠鏡頭或背景景深處,我們看見倒下去的是人。大地上的血淌在一塊,用侯孝賢的冷靜去看,不是不悲,只不知是誰,該是誰還是這個時代大哭一場。
  
文清第一次下獄,獄警呼兩個獄友開庭,他茫然坐在鐵窗下,畫外傳來兩聲槍響,接著獄警呼「林文清開庭」--驚心動魄。不想鏡頭裡的一切,卻看到阿祿師一家在吃飯,再切回文清坐在牆邊,這段戲令人折服。越發覺得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,普通人如此渺小,命運如浮萍,莫論何去何從,就是生死也根本無法預測。這樣來看,文清最後生死未卜,也只能低歎一聲。梁朝偉以眼神、肢體語言的表現方式,突顯出在這個無聲世界下最沉重的悲情。

生存,有時因於一種信念。如片中文清帶著因信念被處死的人,勉勵後代的話:「尊嚴地活」。寥寥幾字,卻沉重得無法托起。尊嚴地活,要付出何等代價?寬榮和山裏的同道,文清和獄裏的夥伴,甚至大哥文雄,也是為自己尊嚴而死,是否對片中的男性主要角色而言,尊嚴地活著或者死去,一樣感人?

當寬榮死訊傳來時,寬美故作平靜地繼續餵孩子,最後終於忍不住扶住文清胳膊抽泣,沒有語言。事實上後半部分文清和寬美對戲台詞極少,卻靜默裏有內容,不覺得蒼白無力,反倒無聲的悲涼更動人心,更有力量。一切至樂、至痛原來都是如此靜靜地、淡淡地在生命中流過,而人生最深的烙印,並非個人情事,而是歷史和政治燙過的瘡疤。即便是文清、寬美這般溫柔敦厚、與世無爭的人,也無法倖免,風暴來時,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無法倖免。
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,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,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「大屠殺」,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。《悲情城市》重新提及二二八的這段歷史,在要求觀眾感傷與紀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難者之後,能以寬容的心遺忘這些不幸。侯孝賢在《悲情城市》中深深的人道關懷有另外一個提醒,提醒觀眾在思考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時,千萬記得國家應當是為「人民」的福祉而立。

電影主創人員及規格介紹

發行年份 1989
 地區    台灣
色彩    彩色
對白    國語+台語+日語
片長    159 分鐘
導演    侯孝賢
編劇    吳念真    朱天文
攝影    陳懷恩
主要演員    辛樹芬    吳義芳    太保    梁朝偉    李天祿    高捷    陳松勇
 

獲獎紀錄

威尼斯影展 「最佳影片金獅獎」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「人道精神特別獎」

金馬獎  「最佳導演獎」:侯孝賢 、「最佳男主角獎」:陳松勇

香港電影金像獎  「年度十大華語片」

日本電影旬報(キネマ旬報) 「年度十大外語片」

補充

《悲情城市》當年擁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在先,因此金馬獎時媒體與電影業界人士皆一致看好該片入圍及獲得成績,沒想到結果令人失望,侯導雖抱回最佳導演,男主角陳松勇也喜獲影帝,但其他獎項鎩羽而歸,令侯導在頒獎典禮後大罵:「金馬獎一向就是分配的嘛!很爛!」快人快語的他並直接將自己與金馬獎的關係比喻為「它恨我,我恨它」。當時受邀與會的各國際影展負責人及關錦鵬導演等人,同步聲援該片未獲最佳影片獎項,「失望與不解」!

有趣的是,時隔二十年,侯導去年出任金馬執委會主席,將金馬獎及金馬影展開展出新氣象,對比當年氣話情景,令人莞薾。惋惜的是,時值《悲情城市》20週年,相關活動熱烈開展時,卻始終無女主角辛樹芬近況訊息,侯導透過媒體公開尋人,希望她能共襄盛舉,可惜至頒獎典禮結束仍無消息。

 

資料來源:

奇文賞 春日觀影之悲情城市:千秋家園夢

衛西諦 旁觀《悲情城市》。《後窗看電影》

黃建業 悲情城市-- 歷史的門廊中喑啞的安魂曲

劉鎮歐 侯孝賢:景框世界中的台灣社會秩序變遷

林文淇 「回歸」、「祖國」、「二二八」: 《悲情城市》中的台灣歷史與國  家屬性 <<當代>>第一0六期. 94-109

黃小邪 無聲的悲涼──又見《悲情城市》

第二十六屆金馬獎得獎名單

張世倫 2001年 《台灣「新電影」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(1965~2000)》,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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